关公文化的传播和关公戏有关系吗?


关公戏曲的繁盛直接促进了关公文化在全社会的普及与深入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今天的关公文化发展成社会文化现象与戏剧艺术的传播宣扬直接相关。戏剧作为一种又说又唱有舞的艺术形式,运用演员的形象表演和形体艺术传情达意,既生动直观,又通俗易懂,深受广大民众欢迎。无论是文化层次较高的社会阶层还是社会下层民众;无论达官显贵,太太小姐,还是村妇孺子、牧竖贩夫都喜闻乐见。再加上戏剧演出场所的广泛性,无论是市镇酒楼,还是乡间庙会,都可以上演关公戏,十分有利于关公文化的传播。所以,千百年来关公戏曲长盛不衰,有力地促进了关公文化在全社会的普及和发展。戏剧艺术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来表达思想的,给人印象鲜明深刻,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感召力,所以,关公戏对关公文化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广大社会民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往往是从戏剧舞台上认识关公的。关公戏的传播,使“红脸关公”的形象深入人心,他已经成为忠义、勇猛、果敢、坚毅的象征,像一座丰碑,树立在人们的心目中。
  
戏剧艺术也强化了全社会的关公崇拜。戏剧艺术的发张推动了关公文化在全社会的普及和发展,这表现在两个相反的方面:鼓励扶持关公戏的上演,这无疑有利于关公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禁演关公戏,或者虽允许上演关公戏,但又有诸多禁忌。这看似不利于关公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却从反面强化了民众的关公崇拜心理,推动了关公的圣化、神化,使关公由凡人变为圣人,由人变为神,使人们对关帝老爷更加顶礼膜拜。

金代章宗时期。就禁止优人扮演帝王及称万岁。在清代更有明令禁演关公戏。原因在于关公是与孔圣人并列的武圣人,关帝已升列中祀,典礼綦隆。梨园“俗伶”扮演帝王圣贤,有亵渎神圣之嫌,是对关帝的大不敬。“于理不顺,于心不安。”近人徐珂所辑《清碑类钞》中说“优人演剧,每多亵渎圣贤,圣祖颁诏:禁止演孔子及诸贤;至雍正丁未(1727年,雍正五年)世宗则并禁演关羽”。
  
在慈禧当政时期,又下诏禁演关公戏。对于违禁者,要进行惩罚。京剧名家程长庚主持的三庆班就因违禁上演《刀会》、《训子》等关戏,遭到当局的追究,要带走“程大老板”,经说情,才让别人代他去接受责罚了事。此后,各戏班无人敢演关公戏。由此可见,禁演关戏,一方面影响了对关公文化传播,另一方面却增强了人们对关公的敬畏,强化了对关公的神圣化。

关公戏根深叶茂,即使以崇拜神化关公为由强行禁演也是难于办到的。所以,雍正朝的严刑峻法在关戏的禁演上并未长久。过了几年,禁令就松动了,关公戏又演将起来。不过禁令由“法”的约束演变为“道德”的约束。约束在形式上由“硬”变“软”,但实质上更切近实际,便于实际,从而使关公戏的发展更符合封建道德规范。清代及以后上演关公戏的禁忌有许多:一是避违,对关羽的名字,必须避违。在演出中不准直呼其名,而以“关某”、“关公”或“关将军”代之。二是逢关公上场,观众要起立,以示敬意。即使在后宫演关戏,当关公上场时,皇上与太后也要起立。至于文武官员,不仅起立,甚至下跪。对关公的敬畏达到诚惶诚恐地步。三是遵守许多清规戒律,如在上演关公戏前一个半月内,须斋戒沐浴,不准有房事。上台前,要在关帝像前焚香叩头,等等。表示对关公神威的敬畏,并求其保佑演出成功。万一演出失败,则认为对关公的不敬所致。1854年,某地新建剧场,请王鸿寿演《败走麦城》,不料戏未开场,新剧场便被大火烧毁。王鸿寿吓得魂不附体,此后再也不敢演《败走麦城》。关公戏的禁忌及清规存在的结果,使演员及广大民众对关帝老爷更加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关公的形象更加神圣,人们对关公也愈加崇拜,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关公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出关公文化与中国戏剧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关公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戏剧文化的推动,戏剧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关公文化尤其是关公戏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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